今天我向大家讲述我的外公何兆胜的移民故事。

从1959年起到2011年，在长达50多年间的时间里，因为丹江口水库的修建，我的外公在移民搬迁的路上，辗转三省四地，从血气方刚到白发苍苍，最终长眠在异地他乡。

在我就要进入东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去向外公告别，我问已经躺着病床的外公：“等我放假了，回老家给你带点什么回来？”他拉着我的手，沉默了半晌才说：“回老家了，到你外婆的坟上和咱老宅照张像带回来。”可他没能等到亲眼看到这些照片。

1959年，丹江口水库开始修建，淅川县从3万多报名者中选出2万2千多名青年男女，分三批到安置点，支援边疆建设。23岁的外公带着新婚两个月的外婆，离开了故乡淅川，奔赴山高风大、路险人稀的雪域高原——青海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。

下了车，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们，一个个都愣住了：四面都是光秃秃的黑石山，不见树、不见草、不见人，刺骨的寒风呜呜的吹着，空荡荡的土坯房里只有冰凉的土炕……在这里，高寒缺氧、气候多变，甚至得个感冒就可能丢掉性命。外公带着乡亲们在高原上一锹一镐的垦荒种田，每天至少开挖3分荒地或拾回80斤柴禾，才能维持生计。

1960年6月，我的母亲何宏珍在青海出生，外公每天要干两个人的活，才能给家人挣口饭吃。他和同伴们拉着木犁，不分昼夜地在坚硬的土地上犁出一垄垄地，种下青稞、洋芋。高原反应、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和长期的营养不良，使两年前那个身强力壮的他，变得面黄肌瘦。

一年多后，乡亲们中因看到有人被饥饿、寒冷和疾病夺去了生命而思念家乡。“咱回老家吧！”外婆抱着我已饿得哭不出声的母亲，跪在外公面前哀求。“等等吧，看看上面怎么安排！”外公说。

乡亲们无法适应高原上恶劣的环境，开始偷偷返流。外公也带着全家老少，最后一批回到了何家庄。

1962年初，上级决定暂停丹江口工程。大片肥沃的土地显露出来，外公满心欢喜，以为从此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，不再漂泊。

两年后，丹江口一期工程复工，移民高程147米。淅川县开始向湖北荆门、钟祥两地移民7万多人。外公一家7口人，再次成为移民，第二次离开故乡，迁往荆门十里铺公社黎明大队14生产队。

趟着齐腰深的污水，踹着黏的像糨糊的烂泥巴，穿过密不透风的“柴”林，外公带领全家来到了新家——“柴” 编织的“统建房”。按每个移民半间房的标准，外公和其他四家混住在一起，人畜同屋、几代同室，生活极为艰苦。

淅川县一批又一批移民的涌入，使当地人口激增。人增地不增，生存资源窘迫，使当地居民和移民间的矛盾迅速升温。当时正值文革初期，全国各地武斗不断。终于，在当地居民和移民之间，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武斗，双方损失惨重。

为避免双方新一轮的武斗，荆门决定拆散集中居住的移民，分散插入当地生产队。世代相处的邻居、直系血亲的家族、朝夕相处的亲人从此四散分离——有的选择投亲靠友去了四川、云南、陕西等地，有的选择服从编组。外公全家也被编入建阳公社白羽大队第7生产队。

被分散居住的移民因为缺乏安全感的乡亲们，很多选择了逃离。1971至1974年间，仅返回仓房镇丹江沿岸的移民就达四百余人。

那段时日，外公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顿。家里又添了我的二姨和大舅，加上外公年迈的父母，却只有两个劳动力，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也完不成工分，因此哪个生产队都不愿要他。几年下来，外公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积蓄，反而欠了生产队好多钱。

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举目无亲的外公只能返回淅川。放眼望去，曾经的家园和土地都被丹江淹没了，外公一家只好搬到丹江边上一个叫乔家沟的山坡，之前，它是被弃置的一座荒山。

这种没有耕地，没有饭吃，没有房住的游民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。1985年春，移民们被纳入政府管理，并创立村级组织，命名为沿江村。外公正式成为“沿江村”人。他们搭起茅草棚，在荒山上种植玉米、红薯和花生。全家人熬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的岁月。

1990年，外公拿出所有积蓄盖了四间瓦房。接着，我的大舅何红俭考上大学毕业后并留在了长春。我的母亲、姨妈，和两个舅舅也相继成家，生活总算安稳下来。

2005年，丹江口大坝加高，蓄水水位将提高到172米，正好要淹没外公的房子。淅川需要再次移民16.5万人，外公又成为新世纪的南水北调移民。

2011年6月25日，沿江村开始搬迁。75岁高龄的外公带着对故乡山水的眷恋，带着背井离乡的惆怅，又一次踏上了移民搬迁的路程！

临搬迁前，外公早早地来到外婆坟前，低声的说，“这次搬迁是不能带你走了……”他默默地到坟边挖了些韭菜根，说要到新家好好扎根，吃个念想。

当车队缓缓启动时，外公打开车窗，深情地望着那片熟悉的水域和用血泪浸泡过的土地，沉重地举起双手来却久久无法挥动……

搬迁车队过丹江，跨黄河，抵达了太行山下的新乡辉县常村镇移民安置点。外公从此结束了长达52年的辗转迁徙。

在新村家园，外公常怀念老家：他说那里有山有水，站在山头上望出去，心情就特别好；他说老家的水清凉凉、甜丝丝，从水龙头接出来就能喝；他希望去世后能埋在丹江边，与外婆合葬，天天看着老家，守着一库清水。——尽管这一库清水让他一生都在搬迁。

和老家相比，黄河以北的新乡辉县气候干燥又多风沙，年事已高的外公体质越来越差。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，如今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。2012年的秋天，外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路程。按照国家政策，他的遗骨最终没能落叶归根，而是留在了仅仅住了一年的迁入地，与相濡以沫的外婆千里相隔，永世守望。

这就是我的外公，淅川县一位普普通通的移民，从23岁西进青海，30岁南下荆门，到75岁又跨过黄河，他像一颗种子，落到哪里就在那里顽强的生长；又像一片落叶，一生都在随风飘零。他52年的搬迁史，正是淅川移民历时半个多世纪搬迁的缩影，也是70余万渠首儿女在国家需要时表现出的那种勇于牺牲、敢于担当，为国分忧、乐于奉献的民族精神的缩影！